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是什么？你怎么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经典始终是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客观条件，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频繁的朝代更替以及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活环境，从各个方面激发了古人们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世界的认识，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有关各个领域的文化典籍数不胜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和丰富的历史参考和文化财富。
在所有古代文化经典的发掘和研究中，尤以以下四种古籍的发掘整理最为惊世骇俗，其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更被从事有关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称之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四大发现：
其一，是西汉武帝时期从孔子旧宅夹壁墙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文学典籍。这些经典的发现，为后世研究儒家文化、发掘儒家的精神实质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参考，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其二，是西晋初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汲冢书》。其遗址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200米处的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群。《汲冢书》指的是在其墓葬里发掘出的竹简内容的总称，共十六种七十五篇，现存编年体史书十三卷，史学家名之为《竹书纪年》。记载了我国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和魏国一些重要的事件，这是我国古代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学典籍，可以与司马迁《史记》相互补，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化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参考文献，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运动所毁掉的史书。
其三，甲骨文，为清朝末年的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于1899年所发现。甲骨文盛行于殷商时期，在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大规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龟甲和兽骨，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其中一块刻有一百多字的龟甲上也是可以看出我国应用文写作的雏形。甲骨文的出土，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四，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0年6月22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放满了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约为5万余件。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后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历史资料。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经过清末时期八国联军的侵略，大部分流已落在海外。
一是汉武帝末年＂古文经书＂的大发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从孔子家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书．这些书是用汉以前的篆文写的，被称为＂古文经＂，它的发现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冷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二是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大发现．在魏襄王墓中得竹书数十车．晋武帝命苟毛勖撰写编辑为《中经》．因为是在汲郡墓冢中挖掘出的，史称《汲冢竹书》．汲冢书除了经《周易》，史《竹书纪年》外，还有辞典类的《事名》，神话小说《穆天子传》等等.
三是188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了,甲骨文是大多刻在龟甲壳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先是被农民捡来当龙骨卖给药店,药店又转卖给古董商人,古董商人又转贩京津地区有一些为知识分子所收藏.经过研究,终于于1889年认出甲骨上的文字为商代文字.从此引起收藏,购买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甲骨学.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的文字历史提早了几百年,使商朝研究有了可信的史料.
四是1889年敦煌宝卷的大发现.它和甲骨文被译出几乎是同时的.1889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了.敦煌宝卷原藏于敦煌石窟密洞中.藏书总数达两万余卷,大部分是佛经,道经等经卷,还有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图经,方志,医书,历书等.涉及范围极广.除了用汉字抄写外,还有用梵文,藏文,龟兹文,回鹘文等西域或少数民族文字抄写的.这些藏书是研究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可惜这些文献不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所重视,大多被外国人所劫走,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不过随着敦煌宝卷的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响遍了全世界,研究敦煌文物也得以形成了一门专门学问---敦煌学
由于这几次发现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文化界把这四次发现定性为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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