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最冷静的人有多冷静？
2014年12月27日，下午四点多，我和出差在外的先生通电话，他告诉我已买好次日返家的机票，让我去接机，并约好晚饭时再通电话。晚上六点，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先生，我接听，说话的却是先生的同事，他哭着说，“嫂子，李哥人没了”。我当时正在开车，我妈和儿子坐在后座。
我的第一句话是：“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对方重复了一遍，我再问，“什么时候？别开玩笑！”对方哭着说：“就刚才，猝死，现在医院，你快点来。”我回答：“我知道了，我今天晚上飞机赶过来。”
挂断电话，我妈问我是不是先生出啥事儿了？我对她讲是先生重感冒住院了，怀疑是肺炎，我今天晚上要飞机赶过去照顾他。我现在把他和儿子送回家，请她转告我弟弟明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当时刚上初一，住校）。
接下来我边开车边拨打携程的电话定机票，但是三次转国内机票键都按成了挂机，第四次终于接通，买到当晚八点十分最后一班经停潍坊飞北京的机票。
六点半左右，把我妈和儿子送回我妈家，开车回家拿上证件直奔机场，我能感觉到整个血液像冰水一样在身体里流动，但是方向盘还是握的很稳，我提醒自己要冷静，不可以出事。到机场后，我直接把车子开入地下停车场，下车前拔下车上的手机充电线放入背包，飞奔进出发层，在大厅ATM机取了5000块钱。安检入关后，在登机口候机时，开始电话联络先生在海外的妹妹，告知噩耗，商量如何让在海外探亲的公公和婆婆能平安回国；联络先生的同事接机并送我去先生去世的医院；联络弟弟告知噩耗，安排儿子读书返校和其他事宜（之前他去丈母娘家接老婆孩子回家，正在高速上开车，所以我没有联络他）…
登机后，感觉胸口极闷，透不过气，跟空姐沟通后换至第一排靠窗位。辗转5个多小时，半夜12:20,抵达北京T1航站楼,接我的车还没到，手机只剩10%的电量，我找到一个手机充电的位置，给手机充电。空荡荡的大厅里头没有人，我站在那儿，眼泪再也忍不住，开始嚎啕痛哭。
……
一晃7年过去了，至今都不能想像，自己当时竟然能够那么冷静。
我见过最冷静的人是我的领导，他曾经在济南军区某团“三大功”连当连长，1985年至1986年的老山轮战中，作为副连长日夜坚守在前沿哨位上，打退敌人多次的偷袭和强攻，自己无一伤亡。他是个英雄，也是我一辈子的学习的榜样。
一、山高、林密、坡陡；臭虫、蚊子、毒蛇，打不垮一个军人的战斗意志！
领导一辈子都很低调，只有那一次他带过的兵来看他，饭桌上才讲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当年领导接到了任务是防御任务，作为副连长，领导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日夜坚守在前沿哨位上。实话实说，2号哨位离敌人只有十几米，当他刚刚进入的时候，心里面也确实紧张。还有一个更让他揪心的是，他带领的战士，大都是第一次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
这个时候，就显示领导的关键作用了，他当时心想，要让战士们临危不惧，作为干部一定要做出表率，于是他让战士躲在猫耳洞里休息待命，自己利用地形在前沿观察敌情。就这么坚持个一两天，战士们看到他眼睛熬红了，人也累瘦了，感觉过意不去，有的战士还给他提意见，说副连长把任务都给包了，打仗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主动提出要轮流观察敌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全排的战士都被领导激励地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要和敌人甩开膀子干一下！
领导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很冷静，他也担心大家出意外，虽然战士们对他说，命都是爹娘给的，你能拼着命保护我们，我们也能豁出命来和敌人干！领导就告诉战士们，轮流不是不可以，针对敌人夜袭比较多的规律，他安排大家白天轮流监视敌人，晚上仍然由他亲自坚守。
一天晚上，晚上敌人一支小分队摸了上来，当时正是领导在岗，他隐约观察到附近有敌人的黑影子在动，还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声响，马上就警觉起来，摸起一颗手榴弹就向敌人扔去，瞬间敌人的偷袭改成了强攻，所有的轻重火器全开，子弹和炮弹向哨位倾泻过来！
这个时候，守在猫耳洞的战士们气得眼睛发红，争着要出洞参加战斗。领导就告诉战士们，敌人摸上来的人不多，如果我们现在一起出洞，很有可能就暴露目标，增加伤亡。而且敌人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上来，企图引诱我们暴露哨位。
几个班长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在洞里面向领导递打开盖的手榴弹。领导就利用洞里面的遮蔽物，从不同的角度把手榴弹一个一个地投向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自己却无一伤亡。
在前沿的猫耳洞，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勤补给。为了让战士们能够吃上饭，喝上水，当时部队的军工队同志经常穿越敌人炮火封锁地，给大家运送弹药物资。为了减少伤亡，除非情况非常紧急、特殊，他一般不让后方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上前沿。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前沿的阵地，没有比我们更熟悉的了，而且我们对敌人的炮火封锁规律比较掌握，我亲自下阵地为战士背水，背罐头和干粮。
后来领导回忆，当年的战士大都20岁左右，可塑性大，模仿力很强，常言说“跟着圣贤学做人，跟着巫婆跳大神”，我们的干部做得怎么样，对战士的影响就有多大。
领导曾经告诉我，他之前在部队的时候，一直到副团长的时候，都还给战士亲自做战术动作。当时他的体重有140多斤，浑身的肌肉，到了地方之后，因为环境的改变，现在体重只剩下110斤了。
我见过最冷静的这个人真可谓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我敢说99.99%以上的人都做不到。
我朋友83年的，三年前打算移民澳洲，那天约好晚上吃饭。因为时间还早他说先去拿一下他第二个孩子的DNA检测报告，结果报告显示竟然不是他的。他当时看了我一眼后平静地了一句：握草，孩子不是我的呢！
我一下都懵逼了，让他问工作人员会不会弄错。工作人员可能司空见惯了，回答道：这是非常严谨的工作，没有人敢大意！
他就回答一句：好吧，不好意思啊！
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只能问现在打算怎么办？他说先瞒住吧，这都马上要过年了，如果拿回家父母知道了，这个年也不用过了。
他接着说了一句，咱们该干嘛干嘛。于是晚上正常一起吃饭，我问他要不要喝一点，他问我干嘛要喝酒？你觉得我顶不住了，需要用酒来麻醉自己？
我问他还打算出去不？他回答：暂时就不考虑了，过完年先办离婚吧！
我问他要不要考虑一下，弄清一下情况，他很冷静和果断地说：这种事情不用考虑，我也不打算问她为什么，因为这种话既多余又没有意义，不光为难人家还为难自己。
初一那年暑假，母亲喂了一头即将下崽的母猪，给我们预备学费。一天中午，这头好端端的母猪却突然口吐白沫死了，母亲还是让兽医打了于事无补的一针。
很多人围观着母猪死掉，各种猜测流言。有人说是被人毒死的，有人说是猪瘟。母亲两眼无神却异常冷静，她说死了就死了，再想办法吧。虽然年幼，我能感受到母亲的悲伤和绝望。
那可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承载着她的倔强，坚强和希望。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一头母猪，一窝猪崽，就是一家人的命脉。可想突然死掉的猪对于我们一家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母亲不理会村里人的七嘴八舌，让我去叫杀猪匠，猪杀了，剖出十个猪崽，母亲和我把一窝猪崽拿去埋了。埋猪崽时，母亲流着眼泪对我说“你们要争气，这猪是被人下药死的，就是有人看不得你们读上书。”
看见母亲流泪，我也跟着哭。母亲说，男子汉哭什么，要记住这个事情。除了和我说猪是被人毒死的，母亲没有和任何人说。有一些好心的乡亲说要买肉，多少有点收入。母亲拒绝了，说猪肉不能吃。
结果，我们还是自己吃了。至今清晰的记得，那肉带着强烈的药味，一家人吃了几个月的腌肉。那年上学的学费，母亲找大姑借的。后来很多年，这件事情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让我对农村一些人的恶毒难以释怀。
其实，母亲知道是谁做的坏事，但她没有声张，也没有猜测，她要我们记住的不是仇恨，而是奋发图强，走出大山。直到现在，有时做梦都还会梦见那个场景，那件事情在我的童年时代留下了足够的阴影。
但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她没有扩大仇恨，也没有让我们有足够能量时去回敬恶人。她只希望我们通过读书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脱离那个人心狭隘和睚眦必报的环境。
前两年那个恶人在外打工死亡，母亲还让弟弟去了一趟，帮忙处理事情，更让我对母亲的宽怀和善良感到欣慰。如今，我们如愿以偿从乡村到了城市，母亲却老了，也习惯了农村生活，在老家她的为人处事受人尊敬，每次回家都是一次灵魂的皈依。
很幸运，我有一个这样坚韧和不屈的母亲，带我们翻山越岭，带我们穿越无数艰辛与磨难，成就了我们永不妥协的人生。
刘伯承！在不打麻药的前提下做眼部手术，整整割了72刀。
刘伯承，1892年生人，四川省开县人。
刘伯承的家庭还算可以，家境支持他去读私塾、新式教育，曾就读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共和国将帅中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刘伯承不得不辍学务农。在务农期间，刘伯承深感生活之艰辛，于是立志救民于水火。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时，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看好辛亥革命，唯独他坚定的剪掉辫子，留下一句“大丈夫当仗剑救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然后投身革命队伍。
刘伯承最早是川军中的一员，师长是熊克武，曾经参加过讨袁之战。1915年的时候奉命回老家组织武装起义，在16年攻打县城的时候，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部队。
当时反对分子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战斗中刘伯承不幸负伤。其中两颗子弹击中了刘伯承，其中一颗子弹擦过颅顶，另一颗子弹击中右侧的太阳穴，从右眼眶打出。在医疗不发达的年代，这两颗子弹带来的可是致命伤，很容易丧命的。
刘伯承并没有惊慌失措，醒来之后开始冷静的思考如何解决枪伤导致的腐肉问题。这种外科手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尤其是眼眶里面的腐肉，里面涉及到血管、神经，很容易发生医疗事故。经过百番寻找，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找到了一家私人诊所。
诊所的沃克医生曾经是德国军医，参加过一战，拥有丰富的外科手术经验。他针对刘伯承的病情，制定了手术方案：去除腐肉、全身麻醉、随时准备输血、输氧等急救准备，如果手术顺利，那最后装一颗假眼。
标签： 业务员辞职信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