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仅仅办学8年，为何在80年后的如今仍然会被铭记和纪念？
首先，西南联大聚合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无论师资还是生源均冠绝华夏。因此，她所培养的学生更有机会崭露头角并取得骄人的成绩。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其次，西南联大是在抗战流亡中建立的，拯救民族的危亡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其时，内迁各大高校皆以报国为志，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更是义不容辞。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发奋学习，满腔热血只为民族独立富强，其精神之高标百年以降无出其右。十年前，因西南联大这段历史采访任继愈先生时，已经年过九旬的老先生仍全身心投入《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在他身上老去的似乎只是时间，当他伏案工作的时候仿佛还是当年徒步远征湘黔滇的热血青年。西南联大的精神也浓缩于冯友兰先生的勉词中：“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
第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重心在抗战，西南联大虽有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但在客观上保持了学术和思想的自由。汪曾祺在《新校舍》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的学术成就或可超越，但联大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民族担当，在困境中的雍容大度与思想自由仍然是未来大学之楷模。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抗战全面爆发。由于北京、天津等地失守。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是一所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长沙的临时性大学。
开学一个月后，随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是在1938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校务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教师有：叶企孙，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王竹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大猷，周培源，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吴晗，吴宓，潘光旦，卞之琳，李宪之，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武之，冯景兰，袁复礼，冯至，刘文典，穆旦，赵以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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